前面已经讲过英文“Middle Class”*概念的内涵经历了一个较长历史的演变：由指代资产阶级到主要指代小资产阶级，再到演变成为一个除社会两端的极富、极穷者外的非阶级的“中产阶级”概念。这一概念的演变过程同时也是解构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的过程。
1.以非历史的阶级概念解构阶级。马克思的阶级概念首先是一个历史概念，“阶级的存在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1]，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两极分化，形成的是两大阶级直接对立的现象，因此阶级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消亡，当然也就不会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消亡。
可是“中产阶级”的潜台词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少数的穷人和富人，社会的主体不再是劳动者，而是所谓的“中产阶级”。西方著名学者如雷蒙·阿隆、安德鲁•高兹、西摩尔·马丁·利普塞特等人前后相继地“论证”随着生产力的进步，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在消亡或已经消亡，取代它的无非是“新阶级”、“白领”、“非劳动者的非阶级”(Gorz，1982：3)[2]等。
伯利和米恩斯（Berle and Means 1932）最先声称股份制使资本所有权变得高度民主化了，资产阶级已不复存在。
拉尔夫·达伦多夫提出“统治阶级解体”观点[4]，J.伯纳姆、丹尼尔•贝尔和A.A.伯勒等学者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即，资本家阶级已为经理阶级所取代。[5]米尔斯认为“大众精英”才是统治阶级。[6]
这些无视资产阶级社会两极分化现实的粗暴观点，其硬核都在于如果西方社会存在阶级的话，那就是“中产阶级”无疑。一些人据此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失效了，因为他没有预见到“一个由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组成的新的、膨胀了的中产阶级，这些人虽然是工薪者，但其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定义已经难以相容。”[7]
“中产阶级”这种非阶级的“阶级”概念的提出有后现代政治哲学的深刻影响，后者鲜明的特色是反理性主义，不认同所谓“绝对的和普遍的真理”，认为世界是多元的、易变的。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属于经济范畴，更进一步说是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概念。
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离不开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问题即所有权问题，他对于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阐明则离不开他的“两大伟大发现”之一的剩余价值理论。他指出，劳动力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特殊的商品，这种商品可以创造出比劳动力价值更大的新价值，这个新价值中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这种占有关系不仅区分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更表明了二者的阶级对立关系是不可调和的。
在此基础上，我们大家可以从社会再生产的全部过程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来理解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生产多少，而不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们只能是作为劳动要素进入生产的全部过程。生产过程结束之后，产品的分配则完全取决于从法律上规定了的产权关系：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因此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交换和消费也完全取决于由生产决定的分配。
所以，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决定了人们在社会生产结构中的地位，这种地位确立了资本同劳动之间的对立关系。我们大家可以看出，所有这些环节、关系，最后都可以归结到以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资本主义存在形式－－资本及其必然带来的雇佣劳动来衡量阶级的划分问题。
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阶级又是一句空线]那么，要解构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就必须要解构资本概念和雇佣劳动概念。资本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产阶级学者提出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多元化资本概念，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针锋相对。
美国当代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是最早提出“知识资本”（knowledge capital）的人，他认为科技已经取代资本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知识成为新的资本，专业知识分子已经取代资本家成为新一代掌权者，资本家已经失去主宰当代社会的权力。[9]
艾尔文·古德纳和加尔布雷斯的观点类似，他提出文化正在成为更有价值的资本，资产阶级是“旧阶级”正处于垂死阶段，并认为一个由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组成而“新阶级”即知识分子正在窃取权力，并有望最终成为未来的统治阶级。[10]
古德纳认为，资本主义的无情竞争使资本家不得不提高生产和管理的合理化，而这一切离不开知识分子，于是“旧阶级中必然产生新阶级”，“新阶级是一种文化资产阶级”。
而什么是资本呢？“任何成为可实施的私有收入要求的基础的东西都是资本”，因为那些拥有专利权、版权或资格证书等特殊文化技能的人有能获取特殊的收入的权力，所以“在教育上的投资不单单是一种消费品，还有某些东西被遗留下来，并随后产生源源不绝的收入。这就是文化资本”。[11]
可见，古德纳的“资本”是把取得收入的权力或能力称之为“资本”，按照这种逻辑，出卖体力劳动能获得收入，那么体力劳动也就成为了资本，工人都能成为资本家。
在把资本降格为一种在市场上进行交换获取收入的能力的范畴的前提下，虽然古德纳没有说，但我们大家可以按照他的规定还可以指出，小商贩能获取商品差价收入，是资本家，那些乞丐能取得乞讨收入，也是资本家等。这样就完全解构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把资本能无偿占有剩余价值这一根本属性给消解了，把资本是一种以物为媒介、人剥削人的社会关系给解构了。
和古德纳的“文化资本”类似，曼纽尔•卡斯特宣称信息劳动力是财富的主要创造者；皮埃尔·布迪厄提出三种类型的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当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提出的决定性的“生产要素”是知识，不再是资本和土地或劳动力，因此西方社会的阶级划分是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而不是资本家和无产者
[12]等，都是和前者同一性质的说法，只不过后者将文化替换成了信息（或知识），“知识作用于知识本身的活动成为生产力的大多数来自”[13]。美国学者特里·克拉克和西摩尔·利普塞特在《社会阶级正在死亡吗》（1991）一文中认为由于白领工作和技术性、服务性等工作的增加，西方的阶级结构越来越像中间突出的钻石，而不再是金字塔状。“阶级分层慢慢的变不明显，尤其是那种有明显的阶级区分的生活方式；经济的决定作用下降，而社会和文化因素重要性上升；政治已经较少围绕阶级来组织，而是围绕别的方面的忠诚；社会流动已较少由家庭决定，而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受教育情况。”[14]
利普塞特在1985年就重复了从加尔布雷斯到古德纳所强调的“文化资本”或“知识资本”是决定统治阶级的关键标准，“如果衡量旧统治阶级成员资格的标准是财富，那么界定新的统治阶级的则是知识和一定的教育水准。”在《欧洲左翼的美国化》（2001）中他认为，马克思对未来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诸多设想－－工厂的增加、工业无产阶级的稳步发展及个体经营的减少－－已经终结。从事科技和服务业等国民经济第三部门工作的人才急剧增长。科技界精英们具有极高声望和巨大权力。[15]
这种“文化资本”、“信息资本”的提法不仅是否定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更是引出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因为既然能够创造财富的不只是劳动，还有文化和信息，那么，正如卡斯特声称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失效
[16]。在此基础上，既然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劳动价值论已经失效，那么与之相联系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甚至是剥削概念也就失效了。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与“文化资本”等相对应的是作为“新阶级”的“中产阶级”。
丹尼尔·贝尔据此认为美欧现代社会的社会学研究发生了从阶级到身份的转变，在阶级划分中财产关系越来越不重要，“中产阶级”的兴起与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转变有关。在信息社会，以知识而不是以财产为基础的专业阶级是新兴社会的主要阶级。[17]
布迪厄认为，由于白领职员和经理等新“中产阶级”在扩大，没再次出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两极分化的预言没有实现。[18]艾尔文·古德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激进化的文化资产阶级的虚假意识”，“宣称现代阶级斗争中的中心角色是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也是幻觉。”
[19]事实上，资本体现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下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不是种种特定的物。文化和信息固然能成为生产的要素，正如人类的每一件产品上都体现了特定的信息和文化那样，但并不是体现了文化和信息的产品就是资本。
文化和信息不是独立存在的可供剥削的活劳动，因此它们虽然具有使用价值但并不能创造价值。那么拥有文化和信息的人能否成为资本呢？他们本身成为不了资本，因为他不可能自己剥削自己，他们要么应用自己的特长积累一定的资源来开始剥削别人的活劳动，要么利用自己的特长被剥削、为别人提供活劳动。
说知识是资本的人，和那些把劳动力看成是“劳动力资本”的人一样，无异于说劳动者就是资本家，但资本并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是谁剥削谁的关系。
而且这些学者脱离生活，不接地气。随技术的慢慢的提升，许多原来可以凭借“文化资本”获取高收入的工作消失了，这时，有教育资格证书或其它专利的“文化资本”就不再是“资本”了，西方许多大学生毕业后找到比较合适的工作很难，曾经以为读了大学就能实现的梦想都破灭了。
因此西方社会出现了白领大量失业和低收入临时工作日益成为新增工作主流的现象，这样一个时间段，所谓的“文化资本”就不仅不能去剥削别人，更无法为自己找到被使用的权力，这些现象都是对“文化资本”的绝妙讽刺。
古德纳之流能够支撑自己的理论的“有力证据”恐怕就是许多有“管理才能”的人能获取高额薪酬吧！那不正体现了“文化资本”的力量吗？现在我们就来分析这一现象。
现在许多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不仅拿着高薪，还能够轻松的享受高额的分红，这使他们的报酬与普通工人的相比差距可达数百倍。但这些顶尖经理的收入真的体现的是“文化资本”创造了财富么？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早已指出，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威廉·配第在劳动和财富创造的关系上指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20]，因此，这些高级经理们的脑力劳动虽然优化了具体劳动流程，但他们并不参加具体的财富创造过程，这和不参加生产劳动的资本家是一样的。
不参加劳动过程的资本家当然不创造价值，但是每个资本家在市场之间的竞争中都要相互厮杀，这种厮杀体现为他们在生产上提高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将更先进的技术应用到生产的全部过程中去，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率；体现为他们在市场营销中投入广告的竞争。但是说到底，这些过程并不能创造价值，仅仅是有助于价值的产出。
假设在生产同等多价值的情况下，资本家要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就必须得占有更多的市场占有率，这样那些最成功的资本家不过就是那些在竞争中机智地实现了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他们因此获取的利润不过是私有制度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什么所谓管理才能也是创造财富的云云。
只不过从前主要由资本家来行使的这一职能现在主要是通过经理人承担，因此，经理们获得的报酬不过是私有产权带来的剩余价值的分配，与“知识资本”无关，如果没有能带来剩余价值的资本，“知识资本”什么也获取不了。
马克思认为虽然“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这些有“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的人们只有在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想到自己的共同处境和利益后，“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21]，也就是说，只有组织起来维护自己利益的阶级才是具有自主意识的、从而是自为的阶级。
“中产阶级”概念允许人们从收入、职业、声望、地位、生活方式甚至是主观评价来划分和界定“阶级”，这就虚无化了阶级意识的根基：对共同的阶级利益的关注和重视。无产者们在市场“人与人的战争”中彼此对立，争相进入“中产阶级”，唯恐落入“下层阶级”（underclass），因为后者是“不够努力的失败者”。
个人命运维系于个人奋斗，与社会无关，更与阶级命运大相径庭。同时，“中产阶级社会”的谬说又进一步掩饰了阶级社会存在的现实，总之，“中产阶级”概念既否定阶级作为对立性客体的存在－－通过混合若干阶级为“中产阶级”，又通过所谓生活方式等表面现象来界定“中产阶级”，从而抽离了作为共同阶级利益的阶级意识。可以说，“中产阶级”是历史虚无主义在阶级理论方面的产物。
从感性认识来看，人们普遍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不争的事实，加上学者与媒体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大力宣传，这影响了人们对自身的阶级定位。人们会认为有自己的住房、可以度假、可以供子女上大学等的人都属于“中产阶级”。
瑞典社会认为，“瑞典社会仍然有三个阶级：劳工阶级、中产阶级和一小群很富有的人。但是主观上，大部分属于劳工阶级的人都觉得自身是中产阶级。现在很难让某群体的人觉得自身属于较低的社会阶级。”[22]
确实，由于西方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自认为是“中产阶级”而非底层阶级的人慢慢地多了，因而在他们心目中，只有长期失业、没有谋生技能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才不是“中产阶级”吧。
所以我们正真看到在西方国家自认为“中产阶级”的人不在少数，日本的国民调查还曾经出现过“一亿总中流”的结论。如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阶级意识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也是被在生产上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所控制和塑造的，无产阶级被“中产阶级”成功地灌输了虚假的阶级意识。
由于笔者所学外语语种有限，其它如法语、德语等语言中的相当于英文的“middle class”概念在此不作考证，但它们的意思在今天的西方社会是基本一致的。[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2]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批判的导论》，郭忠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49页。[3]
[英]戴维•李，布赖恩•特纳主编：《关于阶级的冲突――晚期工业主义不平等之辩论》，姜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年，第5、6页。[4]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批判的导论》，郭忠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36页。[5]
[英]约翰•斯科特：《公司经营与资本家阶级》，重庆：重庆出版社出版，2002年，第277～278页。[6]
周穗明、王玫等：《西方左翼论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8页。[7]
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2009年版，第24页。[9]
周穗明、王玫等：《西方左翼论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15页。[10]
[美]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第2版，第123页。[11]
[美]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第2版，第26、28、31、37页。[12]
[美]彼得•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张星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6页。[13]
[英]弗兰克•韦伯斯特：《信息社会理论》，曹晋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0～143页。[14]
[英]戴维•李，布赖恩•特纳主编：《关于阶级的冲突――晚期工业主义不平等之辩论》，姜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年，第52、59、61页。[15]
周穗明、王玫等：《西方左翼论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32页。[16]
[英]弗兰克•韦伯斯特：《信息社会理论》，曹晋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0～143页。[17]
周穗明、王玫等：《西方左翼论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23页。[19]
[美]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第2版，第123页。[20]
马克思和恩格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4页。[22]
9．何秉孟、姜辉、张顺洪编著：《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与德国、瑞典学者对话实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46页。选自：《“中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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