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职业学校70%以上学生来自农村”：普职分流下农村家庭的教育焦虑
中考普职分流一直是社会热议话题，今年就有人大代表提出我国九年义务教育政策实施至今已近40年，不适应国家发展需要，建议延长义务教育来缓解社会压力。而根据《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白皮书》，我们得知职业学校70%以上学生来自农村。对农村家庭而言，教育不仅寄托着社会阶层上升的美好愿景，还承载着家庭实现城市化的发展目标。笔者在中东部三省份调研发现，农村家庭教育随着经济发展，对孩子教育重视程度也大幅度上升，对农村教育和“普职分流”政策产生了不同程度焦虑。
普职分流是我国现代社会分工发展的结果，但与当下家庭的再生产目标、教育期望产生冲突从而造成了社会层面广泛的教育焦虑。一方面，从制度设计和社会分工的方面出发，普职分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输送了大量专业技能型人才。另一方面，从家庭教育期望和阶层再生产的方面出发，普职分流筛选的依据是学生的学业成绩而非学生自主学习兴趣。因此普职分流更多实现的是现阶段学生应试能力的分化和未来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现代化、工业化发展需要职业技术教育的人才支撑，而大众对身份跃迁的需要更多高等教育的机会，由此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家庭阶层跃迁需要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教育焦虑的重要底层逻辑。与此同时，农村家庭还需要面对城乡教育资源差异、教育能力、教育资本等问题。
教育焦虑有着非常明显的阶段性、时效性特征，教育参与主体在不同教育阶段的焦虑感知程度不一样。重点高中、双一流高校等稀缺教育资源都是大部分家庭对子女教育期望的目标而通过普职分流让孩子走普通教育的道路才有更多升学接触到这些重点教育资源的机会，因此家长往往在孩子升学阶段时教育焦虑感受最强烈。笔者调研时发现，不少农村家庭在参与城市教育资源竞争后出现了教育焦虑资源前置化的特点，部分农村家庭甚至在孩子幼儿园、小学阶段择校时就产生了教育焦虑。其中一个家长说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城里和小孩和农村的小孩站一块看着就不一样，我们就想让自己小孩跟城里小孩接受一样的教育，孩子小学就送去城里一个私立小学读了。我们不想自己家的孩子因为父母能力没有城里的家庭好，让他们上不了好高中去读职高。职高里的孩子很多都是读不进书来的，孩子去了那里怕沾染一些坏习惯。我们家长宁愿自己多吃点苦，给孩子争取一个光明一点的前途。”
农村家庭教育焦虑第二个显著特点就是孩子父母对孩子焦虑感受程度不一样，存在很明显的性别差异即母亲或女性家长的焦虑程度高于父亲或男性家长。教育焦虑往往由女性家长传播到男性家长身上。大多数农村家庭以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为主，女性和长辈更多承担孩子的教养问题，因此在和老师、其他家长交谈中更容易感受到教育竞争的紧张。随后女性家长会通过向男性家长协商孩子择校、报兴趣班、辅导班的方式转化为家庭的经济支出转化为男性的教育焦虑。“我太太是全职主妇，她负责我们家孩子的教育问题。孩子现在在城区一个私立中学就读，起初我说孩子就在Q中就读，这样离家上下学也方便。但遭到了妻子的反驳，她就说我老套，现在Q中能上几个市重点的，人家比我们条件差的都给孩子上市中了。我们现在不给孩子好的教育条件，以后孩子要比别人吃苦。后面我们也咬牙弄了个小的公寓供孩子读书。现在我也焦虑，孩子没多久也要中考了，这个普职分流一共就只有一部分可以读高中，我们投入了也希望孩子能有个好结果，不希望孩子去读职高。”
教育焦虑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具有传导性，并呈现从城区到农村，从学校到家庭，从学生到家长的多种传导面向。在前文提到当地有着非常强的城市发展面向，当地家长会参考城市家庭孩子的培养标准，他们在家长群和朋友圈中容易受到城市家庭教育消费的冲击和城市家庭教育焦虑的传导。“现在微信朋友圈、抖音、家长群我们都很容易刷到人家有条件的家庭是怎么培养小孩子的。之前看到一个孩子常年是班上前三名，有一次没考好，她妈妈就在家长群一直发。一问人家小孩还是前十名，我们家小孩都还没考过。孩子学习压力也很大，他会说同学们基础比他好，从小就补了英语，他英语就没人家好。成绩好的家长都焦虑，我们排名靠后的怎么会不焦虑。”
在和农村家庭交流中，笔者发现农村家庭焦虑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都以为现在城乡教育资源发展差异大。虽然现在农村学校的基础设施都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无论是从学校规模、教师质量、学生生源比较，农村学校较城市学校都具备一定劣势。农村家庭对城乡教育资源差异，有着显著的落后焦虑倾向，他们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尽管我国在中考改革中推行乡镇学校“指标到校”的招生政策，但城乡优质教育资源的差异让农村孩子与城市孩子在中考中处于较大劣势。农村户籍学生是中职学校的主要生源，城乡之间教育分流情况有明显差异。笔者还发现，由于当地家长落后焦虑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乡镇教育资源的衰弱即乡镇生源的大规模净流失，进而加剧下一代家长的落后焦虑。笔者先后访谈到了东部某省农村中心小学校长与中学校长，了解到了当地中小学的办学情况，其每次学期末的全区统考能位列乡镇学校的一二名。尽管当地拥有较为不错的教学资源和教学质量，但本地生源仍处于净流失状态。而正如两位校长所言乡镇学校最大的问题不是教学条件、教师质量而是生源问题——学校只有少数的学生，师生比严重失衡，有好老师却只有少数的学生。在国家持续对乡镇学校输入教学资源的大背景下，乡镇学校的衰弱仍是主流的社会趋势。
我国普职分流是具有“应试特征”的强制分流，依据学生中考成绩将其送往不一样的高中培养。应试体制下考试成绩不单单是教育流动性的量化表达，它们还凝聚和代表着青年的所有社会价值。而职业高中的生源绝大多数都是中考重点高中和普通高中的“落榜生”，因此职业高中及学生也被贴上了“失败”、“落后”的标签，存在社会污名化现象。在访谈中，与家长谈及普职分流对他们造成教育焦虑的原因，家长们认为职业高中社会评价不高，怕孩子上职高会被别人看不起。而普职分流下分数较低的学生聚集在职业高中，受制职业高中的升学前景，他们对自我定位要求不高，容易加剧社会对职业高中的刻板“污名化”现象。从而普职分流下农村家庭出于职高污名化的担忧，从而生成了强烈的污名焦虑。
农村家庭分层焦虑的首要表现就在于当地家庭阶层跃升和城市化的教育期待。随着经济发展，农村家庭发展的核心目标是在实现一次城市化（居住在城）基础上实现二次城市化（阶层跃迁、城市人身份转变）。而家庭发展的城市面向意味着他们接受了城市社会的评价体系，而在城市生活中教育作为一种文化资本是新城市人身份的重要标识。在教育示范作用以及城市评价体系影响下，教育作为阶层跃升的捷径和城市人身份的标识，寄托了无数家庭阶层跃升的期待。农村家庭的教育期待与城乡教育资源差异、普职分流政策的矛盾，展现出农村家庭焦虑中分层焦虑的面向。
教育焦虑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也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在调研时笔者发现农村家庭教育焦虑引发了非理性的教育竞争，并蕴含了经济风险、代际剥削风险、精神风险、教育异化风险，这些风险涉及到农村家庭的方方面面可以让我们关注和研究。
“我每个月工资在偿还完房屋贷款后，工资几乎只够我们日常吃喝了。家里的车子是女方家庭购买的，房子是我家里支付的首付。很多时候家庭开支都出于入不敷出的状态，我们小家庭的彩礼和嫁妆也基本用于小孩上学用。我们大人要省一点，我现在甚至每个月都要借一些花呗填补一下支出。”普职分流下农村家庭教育焦虑存在的第一个风险就是经济风险。传统农民收入根据来源可分为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两部分。当前新生代农村家庭性别分工和家计模式中，部分年轻女性主要负责教育和照顾子代并不承担家庭经济收入的责任，子代家庭资源积累能力十分有限，对家庭代际资源输送依赖大。而非理性地参与城市教育竞争所产生的经济支出是巨大的，尤其以学区房的购买为例，笔者所调研的东部发达省份市区每平米房价约在12000元-20000元不等，子代家庭靠父代家庭支持完成居住在城的同时也消耗了父代与祖代多年积累的经济资本。
“我们还没有给自己买养老保险，国家对农村老人有养老津贴支持。我们有自留地能自己种些菜，平常吃饭用不了什么钱。平常闲着也是闲着，这工厂给我们一些零工，每天也能有50以上的收入。自己能照顾自己就不麻烦儿子，我们这边除非儿子在身边，都是老人家照顾老人家。”
祖代、父代对子代小家庭的资源输入和经济支持也蕴藏着代际剥削风险。首先，祖代和父代的工作大多为体力劳动。但随年纪增长，繁忙的体力劳动对父代身体消耗大，但他们迫于支持子代家庭不断对自己进行自我剥削；其次，大部分农村地区养老模式以“老人照顾老人”的互助养老和老人自养为主。当父代家庭通过不断牺牲自己养老资本的方式支持子代家庭，当老人遭遇疾病或重大事故时子代很难有能力回馈父代；最后，中东部农村盛行“60大干、70中干、80小干”的劳动话语，老人在有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不仅要照顾自己还要进行劳动积累经济资本给后代，自我剥削和代际剥削的色彩浓厚。
农村家庭为家庭再生产、子代的教育培养不仅投入了大量的经济资本还有时间陪伴等隐性资本。因此，农村家庭很难承受子代教育失败的打击。一旦农村家庭孩子在普职分流中失利将对农村家庭的心理状况、精神情况造成严重影响。在访谈中不少农村家庭给我们介绍了其他家庭孩子教育失败后的反应，大多呈现出“丧失希望”、“沉默”甚至“睡不着不吃饭”的情况。教育焦虑本身就是农村家庭在普职分流下的心理现象，因此一旦遭受外界刺激，容易对教育参与主体造成精神损害。
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现实回报收益、身份标识作用等是教育的工具价值；而教育的社会化、智识培养、综合素养养成等是教育的本质价值。农村家庭教育焦虑的突出表现就在于对教育工具价值的狂热追求，而忽视了教育的本质价值，由此产生教育异化。由于普职分流应试的考核方式，家庭资源禀赋更好的学生往往能更有机会接触到重点高中和普通高中，而家庭资源禀赋相对弱化的农村家庭学生往往成为普职分流的“牺牲品”。教育异化风险一方面不利于社会教育观的正常养成、造成社会教育功利化、浮躁化的风气；另一方面普职分流应试的考核方式会造成更大层面的“教育不平等”，不利于社会阶层的正常流动。
首先，教育部门可根据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适当降低职普比，给更多家庭孩子获得普通教育的机会，缓解农村家庭对普职分流的教育焦虑；其次，中等职业院校加强和相关企业合作联系，根据产业发展状况与时俱进调节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让职业院校的学生对学习的技术和工作产生意义感和认同感，去除职业院校“污名化”的标签；最后，当地政府加强对职业院校招生的宏观指导，督促监督职业院校的教学质量并加强不同职业院校之间的沟通，鼓励职业院校之间积极发展介绍自身的优势专业和人才培养经验，弥补彼此之间的不足，实现职业院校的平衡发展。
我国历来都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建立是国家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产业升级速度加快，我国中高端产业急需一批专精人才。2021年,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习指出,“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职业本科教育与学术本科教育定位不同，职业本科教育内容设置上应更具操作化、实践化，服务于工程技术人才培养。职业本科教育的建立，一方面职业教育体系有了自己的升学渠道，不需要在高等职业院校通过“专升本”考试以获得普通本科教育的学历；另一方面，职业本科教育作为新型本科教育模式，给普通高中毕业生提供了更多升学选择。职业本科教育的确立给了职业教育自身的升学通道，也有利于摆脱职业教育终结式教育的标签。
基础教育并非面向“职业”和“专业”的教育，基础教育的“基础性”不仅仅在于其作为高等教育的基础而存在，更在于其在人的发展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其根本宗旨是为提高全民素质夯实基础，为全体适龄少年儿童终身学习和参与社会生活打下良好的底色和根基。从人才结构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角度出发，保持一定职业教育规模有利于为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储备技术人才。但从家庭期望和市场需求的方面出发，我国普职分流的阶段应顺延到高中之后。一方面，初中生对自身的认识和未来发展尚不明确，初中阶段的普职分流可能会过早打击他们的学习兴趣并限制他们未来发展的路径；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大部分中等职业院校教育学生的方式、学生管理、就业指导等多方面有一定的问题，学生教育质量得不到保障。而随着产业升级，当前许多企业对中等职业院校需求较少。而中等职业院校教育质量状况不佳，让相关企业更青睐于招聘有过高中基础教育的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镇学校的衰弱似乎成为必然趋势。我国自21世纪初，面对大部分乡村小学、初中生源规模大幅度缩减的情形下，推出乡镇并校的政策。有学者统计发现，仅2000—2010的十年间，我国农村初中减少了1.06万所，农村小学减少22.9万所，减少占比分别是1/4和2/3。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中很重视农村教育的发展，近年来国家对农村教育资源投入也很大，学校基础设施得到优化完善、教师队伍建设取得逐步发展。学生生源的流失和国家资源的投入形成鲜明反差，当下推动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第一个任务是留住学生。而通过完善普职分流制度、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让家长在孩子基础教育阶段不用过多产生教育焦虑情绪，从而让孩子能就近在农村学校就读。在国家对乡村教育的强有力支持下，推动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有利于进一步缓解农村家庭的经济压力和焦虑情绪。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