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党中央就“新质生产力”作出的重要论断，
生产力是经济稳步的增长和社会繁荣的基础，人类社会任何一次生产力跃迁，相较于前一阶段，都可视为新质生产力的生发。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人类社会的演进可以通过生产力水平划分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对应不同的社会制度和阶级结构。自狩猎社会（社会1.0）开始，人类从农耕社会（社会2.0）、工业社会（社会3.0）、信息社会（社会4.0）演进至人工智能社会（社会5.0），每一次社会跃迁都是新质生产力生发的产物。
中央财办有关负责人解读为：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进一步丰富了习经济思想的内涵，既具备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又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
“新质生产力”概念可以溯源于2015年起中国军事变革的大背景。强军备战最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进步综合水平，先进生产力首先会集中反映在军事建设领域。近年来，战争形态加速向智能化演变，大量先进科技在军事领域大范围的应用，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已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制高点和制胜未来的关键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加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比重。”人民推进军事变革的方向就是突破传统军事力量的框架，重塑新型军事力量体系、重塑新型作战能力、重塑战略竞争态势，重新定义战争、战场、对手，推进形成新质战斗力、打造新域新质作战力量，以更高的效率、更强的灵活性和更大的威力，在陆、海、空、天、电、网全域战场上执行军事任务。
当前，尽管全球政经格局结构性矛盾十分尖锐、纷争对抗加剧，但科学技术总是人类最具民主和共享精神的演进力量。在通用AI、数字神经网络、超大规模算力、新一代通信、深空深海探索、新一代材料、下一代互联网、生物科学技术等颠覆性技术的协同驱动下，科技革命风起云涌，高潮迭起，生产力大涌现效应显现，元宇宙世界里的数字人、生产生活领域的智能机器人登上历史舞台，人类的双手、大脑、思维或将得到空前解放——这是史无前例的生产力大跃迁，也是生产关系的大重构。
那么，如何认识新质生产力？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社会大生产？如何在科技大涌现中生发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要素生产力红利？本文从新质生产力概念的内涵出发，分析当今世界生产力跃迁、社会化大生产新特征、国家发展全要素生产力红利背后的蛛丝马迹。
生产是一个过程，它涉及将各种输入相结合，包括物质的（如金属、木材、玻璃或塑料）和非物质的（如经验或知识），以创造出有价值的输出。主要生产形式包括：市场生产：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的商品和服务生产，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并满足那群消费的人的需求。公共生产：由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如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旨在满足社会公众的共同需求和利益。家庭生产：家庭内部进行的生产活动，包括家务劳动、育儿、自我照顾等。要理解经济繁荣的起源，须理解这三种生产的全部过程。它们都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为个体的繁荣做出贡献。
市场生产是唯一创造和分配收入给利益相关者的生产形式，公共生产和家庭生产则由市场生产产生的收入来融资。因此，市场生产具有创造繁荣、生产商品和服务、创造利润的重要角色，是经济繁荣的核心动力。这三种生产的互动关系亦是值得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格外的重视的课题。土地、劳动和资本被认为是生产的全部过程中的基本要素，企业家精神和技术被认为是生产中的驱动要素，而效率、技术、定价、行为、消费和生产力的变化是关键因素。
生产力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劳动者利用生产工具进行劳动生产所反映出来的劳动效率。经济学家一致认为，生产力既是创造价值的能力（Productive capacity），也是投入产出的效率（Output per unit input）。它既是经济学概念，涉及到资源、劳动力和技术等经济要素的有效利用，也是社会学概念，与社会结构、制度和阶级关系等因素相互交织。评价生产力水平，不同的经济学派有不同的方法、模型，比较通用的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它是指所有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本和技术等）对总产出的贡献。一个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通常是技术进步、管理精进、规模与范围效应、产业生态提升等因素的结果。为描述生产活动，经济学家们定义了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模型，即:在既定的工程技术和知识水平条件下，给定投入之后所能得到的最大产出。在现实社会中，每一种生产都有一个生产函数，而且始终处于变化之中。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在《经济学》里用“Productivity”（可译为“生产力”/“生产率”）来讨论生产效率和产出水平的关系，评估总生产函数，分析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以及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引起的生产率上升等等。
1928年，查尔斯柯布（Charles W. Cobb）和保罗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提出了“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更趋成熟。该函数的简要公式如下：
α 是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output elasticity of capital），表示资本变动对总产量的影响程度。α的取值范围通常在 0 到 1 之间；
这个函数描述了产出（Y）与资本（K）和劳动（L）之间的关系，揭示了技术进步、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以及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怎么样共同影响产出。
可见，技术要素处于生发位置，是“0，1”关系，资本投入和加持能加速裂变，而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劳动投入或劳动者质量。近年来，经济社会层面呈现出一系列与以往不一样的特征，表明生产函数中的因子已发生或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需考虑更多新兴积极因子的输入，以及各种非线性效应和相互作用。
经济学视角的生产力（Productivity）[i]更多是一个通用术语，涵盖各种各样的形式的生产效率，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其他资源的利用效率，体现为单位时间内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总量。古典经济学家主张自由竞争是提高生产力的关键，认为市场中的自由竞争能够激发创新，促使企业更高效地利用资源；他们强调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认为这种追求有助于社会的整体繁荣，通过追求个体利益，整体社会生产力能够获得提高。
社会学视角的生产力（Productive force）[ii]是社会中可用的生产性资源和技术，以及这些资源和技术如何被组织和利用，关注的是这些生产力怎么样影响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卡尔马克思并没有在其著作中明确定义“生产力”，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生产力的定义与其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观点紧密关联，他认为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资料的能力，由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三要素构成。
值得注意的是：（1）“新质”（New-Quality）不同于“新型”（New-Type）。新质描述事物在性质上的根本性变化，侧重于质的改变；新型描述某种不同寻常或前所未有的特征，如新型武器、新型疾病、新型技术等；（2）跃迁（Leap）并非变革（Revolution）。变化的速度和程度是区分这两个概念的关键。生产力变革发生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尺度内，而生产力跃迁通常涉及到相对短暂的时间内的巨大变革。
生产力跃迁伴随全新的生产工具、颠覆性的技术创新、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生产方式、生产工具、劳动力组织等方面都发生根本性改变，并带来生产效率的飞速提升；生产力变革则是通过改进的工艺、更高效的生产方法、更有效的管理等提高生产力水平的过程，这种变革不一定会导致短时间之内的质的飞跃。
一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数据要素、通用大模型、高性能计算、数字神经网络、类脑工程、超级材料、能源物联网、超级物流、智慧商业、无人航空器等颠覆性生产要素在创新、生产和交易过程中的使能作用。不仅仅可以明显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和质量，而且有利于产业体系的优化和升级，表现为新兴起的产业的崛起和传统产业的改造，具有更高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
二是与依赖大量资源投入和高消耗的传统生产力不同，新质生产力强调高效、环保和可持续的资源利用方式，通过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减少浪费和环境影响；新质生产力格外的重视知识和技能的作用，认为人力资本质量、社会创新生态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
三是置身于数字化大场景，新质生产力体现出更强的融合性和网络化特征，包括信息技术与各行业的深层次地融合，以及全球价值链和创新网络的构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技术全面进步上，还包括了产业组织形式、商业模式以及生产关系的跃迁，它正是我国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增强发展新动能的关键因素。
四是新质生产力生发的新型劳动者登上时代舞台。在生产力跃迁大背景下，掌握或熟悉新质生产工具的新型劳动者脱离旧的生产关系，进入或引领新型生产关系的时代潮头。一批批以新质生产力为底层驱动力的新质产业、服务、文化如雨后春笋似地进入社会大生产中，格外令人瞩目。
一是打造新型劳动者队伍。包括能够创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人才和能够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
二是用好新型生产工具。特别是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赋能发展新兴起的产业。技术层面要补短板、筑长板、重视通用技术。产业层面要巩固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提前布局未来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三是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通过改革开放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
深刻领会中央对经济和发展形势的判断，以新质生产力生发新型生产关系，进一步推进经济动能系统性重塑，制胜大国竞争。
经济学家都十分关注社会生产的组织运行。萨缪尔森曾说，人们每天吃早餐前，必需有人先做好早餐。同理，生产汽车、发电、开发计算机程序，以及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的物流配送等，也都依赖于人们的生产能力。面对今天全球生产力的大跃迁，若萨翁在世，他会在《经济学》“第20版”中补充更新什么内容呢？
我的思考是：科技大涌现背景下全球生产力跃迁的竞争态势如何？“新质”的“力”分布在何处，又是如何关联？政府能够且应该直接链接的新质生产力要素是哪几个方面？生产力大涌现浪潮中，我国处于什么位置、能成为什么角色？最后这样的一个问题本文不作讨论，留给读者诸君思考。
由“新质生产力”所驱动的社会大生产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系统化的变革进程，同时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产业生态和社会场景，涉及经济、科技、社会、政治各个层面。
两年前，当“元宇宙”概念在国内一夜风起的时候，我是从系统工程的视角来审视概念背后的技术逻辑的，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梳理，并提出“元宇宙应作为地球信息化迈向数字化的工程愿景”才不至于被资本概念所裹挟、所带偏。然而，对“新质生产力”进行全景扫描的难度要大得多。一是“新”“旧”生产力总是交织在一起，对经济社会运行、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复杂且难以界定；二是视角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排列组合，它们总是在运动和变化中；三是你很难区分哪些是生产性工具或服务、哪些是最终的产品或服务。
作为研究方法，我认为“方法论”本质上是先进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关系的结合方式。只是，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全球化/逆全球化、竞争/合作/对抗并存的时代，我们应该穿透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去理性分析全球新质生产力的跃迁进程、分布领域。
（一）生产力及生产资料的分配从来都是国家政治、大国博弈的范畴，而所形成的生产关系是国家体制的基石。
近年来，美国制定了《2020年未来产业法案》、《引领未来先进计算生态系统战略计划》、《无尽前沿法案》、《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NSAM）》、《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极具针对性的战略引领举措，德国提出了《高科技战略2025》，日本提出《未来投资战略》、《2050年碳中和绿色增长战略》，欧盟制定《绿色协议产业计划》等等。
全球各大智库都在加大对科技大涌现背景下生产力运动规律和生产关系变革的研究。罗伯特D阿特金森（Robert D. Atkinson）在《全球先进产业之争》（《The Global Battle Over Advanced Industries》）一文中说：如果美国要在与中国的技术、经济战中取得胜利，贸易政策必须第一先考虑航空航天、生物制药、半导体和软件等高固定成本先进产业的全球市场准入。
就在我撰写本部分内容的时候，美国科技政策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ITIF）编制的“汉密尔顿指数报告”《2023年：中国正在主导战略产业的发展》（《The Hamilton Index, 2023: China Is Running Away With Strategic Industries》）出现在该机构官网的头条位置。尽管ITIF一贯宣称“客观”的立场，但其一直以来都视中国为美国的对手，信奉“美国第一”，对中国充满偏见。不论这份报告的动机如何，从该报告中的这张图表就足以表明，中国科技产业的“领先”并非是在关键、且无法替代的领域，我们当然不能被他们带节奏。值得重视的是，它们长期关注全球技术创新与公共政策交叉领域的创新、生产力、和竞争力等核心问题，以及与公共投资、监管、税收和贸易相关的总体政策工具。
中美竞合态势表明：在全球生产力大涌现浪潮中，我们既有超大规模市场和超丰富场景两大核心优势，还拥有全球顶级规模的程序员和工程师队伍，我们当然要参与新质生产力的全球竞合比赛，绝不能做跟随者，更不能关起门来搞创新，必须、也只可以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立足我们产业参与全球水平分工的新态势，推动国内高标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二）新质生产力分布洞察必须基于全球视角和全景生态，任何片面的、隔离的、割裂的逻辑都不能解释全球新质生产力跃迁的事实。
2014年，由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资助的一项科技预见计划（Tech Foresight），有超过900名各专业的毕业生参与，面向新兴前沿科技领域，分析挑战性、颠覆性的技术事件及愿景，以时间线组合关键事件和里程碑，展望未来几十年突破性发现及其后果。该计划一直持续至今。2015年，项目负责人亚历克斯阿亚德(Alex Ayad)和未来学作家理查德沃森(Richard Watson)在《新兴科技时间表》（《A Timeline of Emerg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一文中公布了该计划的研究成果。这张全景架构图从现有的、可预见的、潜在的前沿科技按照生物技术、数字技术、纳米技术、神经技术、绿色技术五大条线进行排列组合，并依相关性在交叉节点体现其关联。
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它利用生物系统、生物体、活细胞或其衍生物来开发或创建不同的产品，包括医药生物技术、农业生物技术、工业生物技术等。
数字技术（Digital Technology）：它涵盖使用数字化信息和技术的广泛领域，包括硬件、软件、网络和媒体应用，如计算机、通讯、云计算、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
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它在原子、分子和超分子尺度上研究和应用材料的科学。纳米技术通常关注在1到100纳米（1纳米等于10的负9次方米）范围内的结构，因为在这个尺度上，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质会有显著变化。纳米技术具有广泛的潜在应用，包括医疗、电子、生物技术、能源生产等。
神经技术（Neurotechnology）：它是涉及研究、开发和应用用于理解、修复、增强或复制神经系统功能的技术，例如脑机交互、深脑刺激等，以及可以通过接口直接与神经系统交互的设备。
绿色技术（Green Technology）：这是以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用来解决环境问题并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的科学应用和技术方法，包括清洁能源、循环利用和废物管理、水资源管理、空气质量改善等领域。
在高性能芯片、大规模分布式算力的加持下，人工智能特别是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颠覆性进展，引爆了新质生产力的跃迁，为所有领域的科学技术创新使能。数据创新（利用数据创造价值）正在创造更具生产力和创新性的经济体、透明且反应灵敏的政府、更好的社会成果。
从新质生产力运行的全景分层来看：新质生产力的技术ECO大概能分为社会运营层（可感知的数字ECO）、支撑社会运营的生产层（由生产、平台、使能层构成的产业ECO+支撑技术集群）、开发者底层技术簇（网络-计算机-交叉-工程）、政府数字治理层（通证、社会、执法、管制、算力网络、根服务器）等。
从公众可感知的数字ECO来看：可以从三个序列来归纳，分别是：基于Web3.0的操作界面、元宇宙、实体空间的数字域，天地一体化通讯网络、云-网-端交互贯通的终端、智慧电网/能源物联网，数字化的经济、数字社群、数字人生。
从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与支持能力体系来看：社会生产由产业生态建设体系及其支撑技术集群完成。其中：产业生态建设体系包括使能簇（大模型和高性能计算为核心动力，算法引擎、去中心化组件）、平台簇（互联网3.0、工业4.0向社会5.0聚合）、生产簇（智能机器人、用户创造内容、数字人、GaaP等）；支撑技术集群由底座层（地理底图3D GIS+BIM Map、空域底图3D Altitude Map、智慧地域SIM、能源物联网EoE）、算力算法层（机器智能、云计算、通用AI）、能力层（大数据/大存储、云电脑、下一代通讯）构成。
从开发者层面来看：分别由网络栈、计算机栈、交叉栈、工程栈构成底层技术簇，这部分集中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的主要领域，也是前沿交叉度最高的领域。
从数字治理层面来看：由底层（根服务器、国家级一体化大数据中心）、管理层（治理委员会、架构理事会、工程任务组）、规制层（数字货币、数字法官、数字检察官）、自律层（数字化的经济、数字社区、数字伦理）、通证层（算法通证、“链”通证、“人”通证）构成。
结合以上《新兴科技时间表》、《新质生产力：框架与关联》，我们大体能看到当下新质生产力分布的基本面貌。当然，它们依然处于演进之中。这对于传统的经济社会统计方式、口径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不久之后，可能会出现类似“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出现，以更精准地研判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三）新质生产力亦表现在新规则、新劳动者、新文化创意、新社会企业等层面。
规则虽然表现为生产关系，但同时表现在新质生产力层面。如何管理当今全球经济的关键驱动力“数据”，此类规则的制定事关全球新质生产力的繁荣。以中美为主要话语方的磋商一直都在进行中，就在近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决定不再支持保护跨境数据流、禁止强制数据本地化、保护来源的条款。而此前，美方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这也引发了美国业界的振动。
“人”永远是生产力中的核心因素。新质生产力框架下的“劳动者”，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虚拟世界的数字人和智能机器人。这三类“人”都可以参与社会大生产，都会生发新型生产关系。围绕这三类“人”的生产力建设，是地方政府要重点思考的三个维度，它能极大地丰富生产力配置和生产资料配置的方案。
新质生产力并非只体现在高科技领域，文化和创意往往对科技产生不可或缺的赋能效应。从人类可持续发展、尊重文化和生物多样性视角出发，新质生产力在推进跨文化交流和沟通方面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早在2005年，联合国《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中就倡导“重塑文化政策，推动创意为发展服务”。
从社会演进层面来看，慢慢的变多的社会型企业和机构以各种身份参与社会建设，这是不可忽视的建设力量。一方面这是在社会转型大背景下必然出现的新生力量；另一方面这股力量的出现也倒逼服务型政府、专业型政府的建设进程。在贵州榕江、在陕西留坝、在湖南新晃、在浙江泰顺、在陕北佳县、在湘西保靖、在山西云州……等等县域，地方党委、政府通过积极与各类专业化社会企业（机构）的密切协作，在绿色发展、综合营造、教育培训、业态运营等方面为地方发展带来先进理念、适配项目、人才密度，展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
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引智时，一方面应关注代表科技型新质生产力的项目，另一方面也要关注代表先进文化和创意的新质生产力项目或团队、关注城乡一体化综合营造、地方创生、社区营造的社会型团队。这是新形势下推进县域发展转型、化解存量风险、实现增长提质的必由之路。
在陕西省留坝县，该县组织实施的“四个一百工程”，以村民为主体做综合营造，改善乡村经济环境和人居环境。县委、县政府制定了一整套财政、金融、建设、运营配套政策，引进综合营造团队为村民入户服务。不到两年便组织了两百余户村民自掏腰包改建自家房舍，让专业设计师量身定做，使自家宅子由沉寂状态激活成参与全域旅游体系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的运营状态。这一招，为不到5万人口的秦岭山区县，带动村民直接投资超过2.6个亿，新发展民宿148家、改造提升农家乐114户、培训民宿管家100名，2023年户均营收超过50万元。更重要的是，该县通过“绿色生活、主客共享”的模式，链接了几百名一线“新村民”柔性参与留坝高水平质量的发展进程，极大地提升了人才密度，比肩国内一线地区水平。
作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湖南张家界市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新质生产力使能增长转型和发展跨越。该市在推进城乡一体化有机更新领域大胆创新改革，市里积极导入多方头部专业力量，以“三线管控、设计引领、财务平衡、政府组织、村民主体，要素激活、产权流动、综合营造”的模式，系统解决发展动能置换、资产运营前置、城乡品质跃迁难题。该市武陵源区的一个试点项目，涉及景区主干路边的两个村组，村民/居民不到两个月里就自己把旧房子拆除了，政府没有掏一分钱搞拆迁，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改变的不单单是群众工作的方法，还有广大的干部。能产生这样的效果，一定是科学的方法论起了作用，其背后正是先进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生产关系相结合。
近一年来，湖南株洲市亦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推进基层治理变革，将“动力之城”变成“温暖之家”，这种不回避问题、不回避群众、不回避历史的态度令人称赞。他们举办了一场千人大会，市委书记曹慧泉同志直接与900余社区群众直接谈心交心，让区县书记们亮举措、谈体会，同时激励街道社区工作者。许多年前，株洲人耿飙将军曾发出历史之问（“耿飙之问”），今天，株洲市委正在用行动书写时代答卷。听说曹书记还特别要求宣传、网信部门格外的重视市民留言，“严禁删贴”。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今年9月20日，我来到这首歌的诞生地陕北佳县，参加黄河边上一个千年枣花村的乡建者聚会。一下高速，就能强烈感受到佳县人民对人民领袖毛主席的朴素而炽热的情感。1947年10月18日，毛主席为佳县县委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今天的县委书记姬跃飞同志是一位熟悉经济、思路开阔的领导干部，他打造了国家级水准的黄河文化博物馆，要将黄河文化卖给没见过黄河的人。在枣花村，这个黄河岸边的峡谷村落，自从有了头部民宿品牌“隐居乡里”的进驻，推动乡村与城市、历史与时代的握手。特别令人欣慰的是，年轻的村支书武江伟同志眼里放光，我也曾在国内其他乡村振兴案例调研中见到他们镇党委书记贺美玲同志的身影。
“隐居乡里”创始人陈长春所开发运营的项目，所有民宿管家都在地化——管家大姐们原来在村里、在家里都是边缘化的留守妇女，经过他们的培训，他们不仅有体面的工作、体面的收入，并且还有相对灵活的时间兼顾家庭照料，并获得种养方面的收入。近些年来，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55岁以上的女性、60岁以上的男性，都普遍处于人生的良好状态，这部分人正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读大中专的“新五届”，是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高质素人群，这部分人的生产力红利如何充分的发挥？深圳的金龄科技——网上老年大学正在做这方面的探索。从更大的社会学范畴来说，如何定义中国式金龄经济，如何定义中国式老年生活？我认为也是研究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
今年10月25日，我来到延安瓦窑堡，借着参加“第十三届乡村复兴论坛子长峰会”的机会，走进中央红军当年在安定县域（今子长市）活动的原生地。我向业界朋友们分享了参访学习感想。1935年12月下旬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是在中华民族遭受外敌入侵的重大变局背景下，中央政治局站在了全民族的立场作出政策与策略的重大调整，广泛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成为了全民族的先锋队。这也表明我们党已经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从国情出发，把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略的总方针创造性地运用来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总结自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以来的社会实践，对比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发展历史，我们的祖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乡村投入，回报乡村哺育中国革命、催生社会改革的历史贡献，生发国强民富的底层力量。这个历史进程，我们当下需要更加专业、更讲科学规律的指导。
“飞得最多、去得更偏远”的当属宿集营造社召集人夏雨清先生。他是“宿集”一词的创造者，就是在一处风景优美的地方，引入国内外民宿和生活方式品牌，形成一个全新的旅行度假目的地；在民宿之外，配套项目有餐馆、咖啡店、美术馆、帐篷营地，以及农场、牧场。这一切为度假的人提供了基本需求，也复刻了都市人在城市里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在宁夏中卫黄河边的大湾村，由于他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做了个民宿集群“黄河宿集”，使这个人烟已失的古村落竟然奇迹般地复活、火爆全网。直到反复出圈，自治区的主要领导才得知在他们地界上还有这么一个创造传奇的项目。老夏说，人类世界一直在被加速，“从前慢”的节奏已经回不来了，人像发条一样不停向前。也是因此有了度假的需求，有了民宿行业。抗拒时代绝对没必要，学会适应变化才是应对的方法。
本月上旬，在浙闽边界泰顺县，由墟里徐岙底社区创始人小熊老师发起的“宿游山野生活节”，吸引了行业内上百名头部主理人汇集村里，以“乡村共益社区”的名义交流探讨乡村的未来。三天下来，上百场高质量的分享、交流，给所有人以清新扑面的畅快淋漓。这场思想的交响，也使这个有800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古村落焕发时代风采。与此同时，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主理人都认为，这个传统古村落恰恰给了大家滋养身心的文化肥力。不过，略显遗憾的是，这样的能量并不能让地方上敏锐地抓住、获得。
在海南三亚，一年一度的海南文创周总是能吸引来自全球文化创意领域的前沿弄潮者。他们关注城市、乡村，关注文化、艺术，关注生活、科技，关注地域创生所需要的一切题材。文创周创始人王旭五年前创办了这样的平台，他原本是一名优秀的建筑师。清华毕业后去了美国学习、工作，又回到国内服务国家发展。如果你是一个城市的管理者，正在思考你的城市IP如何出圈，怎么样更好的吸引企业，吸引游客，吸引年轻人，海南文创周给你最好的案例榜样和产业生态组合；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掌舵者，正在思考赛道的选择，未来发展的路径，或寻找优质客户，优秀的跨界合作伙伴，文创周给你最高效的商务社交共创圈层；如果你是一位文化产业从业者，正在思考个人成长的方向，在寻找快速地发展的快车道，在寻觅未来同行的靠谱队友，文创周给你顶级人才汇聚的年度盛宴。一个跨行业论坛平台能为政府搭台出圈，这难道不是很有意思的事？
在社会生产实践中新生、且活下来的新经济/商业模式，都有其参与新型社会大生产运动的底层逻辑。综合观察，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新型社会生产呈现以下特征：
数据驱动、高度创新性：数据成为大生产的重要资源和决策依据。新型生产要素通过高效的信息技术和数据分析能力，更准确地预测市场需求，以此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不仅提高了生产力，而且促进了产业体系的优化和升级；具有高度的创新性，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还包括管理、组织、商业模式等。
智能化、敏捷化、个性化：广泛采用智能化和自动化技术以提高生产效率、减少人力成本并提升产品质量；能快速适应市场变化和技术进步，这包括灵活的生产线、模块化设计和快速响应的供应链。
网络化、平台化、体验化：借助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实现了全球化的生产和供应链管理，公司能够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跨国协作、资源共享和市场拓展；生产能够更加灵活地满足市场和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平台型企业通过连接供需双方，促进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价值共创，生产过程更加灵活，企业能够更快速地调整生产组织、生产流程和供应链；服务和体验前置，而不仅仅是产品本身。
跨界融合、知识密集、灵活就业：新型社会大生产鼓励不同行业、企业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协同创新和跨界融合，以催生新的产品、服务和业态；知识和信息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企业和个人通过创新知识和有效处理信息来提高竞争力，劳动力的需求更加注重技能和灵活性，促使劳动力市场发生变化，包括远程工作的普及、灵活就业的增加，以及终身学习和技能培训的重视；政府和社会需要共同探索如何在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同时，适应灵活就业和数字经济带来的变化。
先进的生产力的演进奔涌向前，中国社会的基础活力已然催发，不仅仅是在科技领域、社会领域、思维领域、治理领域。
迎接变革、引领变革唯一正确的方式，是融入变革的历史洪流而不是隔岸观火亦或高高在上的装腔作势，僵化的体制机制和表情动作必须抛弃，必需去万木并育的生态里链接活力、寻找答案。
生产力跃迁、发展转型、增长提质需要洞察变革、引领创新的政治领导力。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面准确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科学发展。
当我们党以恰到的、先进的方式组织起人民群众并取得切实成效，从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滋养，当家家户户都在对政府的工作点赞时，人民群众自然会看到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应遵循的新规律、新方法，这是中国社会底层所迸发的磅礴能量和希望。
新质生产力的涌现，是全球性机遇，但红利生成分布则是另外一回事。全球及地区生产力分布、生产要素分配并非是按照衡平、民主的方式构建和运行的，这既有东西方的战略博弈，也有东西方面对全球性挑战的妥协与合作。
社会演进必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层建筑的互动过程，新质生产力正在重塑全球战争与和平/民主与霸权、我国发展与安全/充分与平衡的新格局，传统红利与新质红利在风险与挑战中生发、交织、重构。
世界银行在其研究报告《2030 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中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尽管与目前的水平相比会有所放缓，中国未来能否仍然以从全球角度看较快的速度持续增长？二是这种增长能否在与国际社会、生态环境和自身社会结构相互适应而非严重冲突的情况下实现？
有人认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改革红利、开放红利、人口红利、和平红利正在减弱。一是我国初步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体制改革的潜力已不如过去那么大；二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变化，开放带来的经济机会和挑战也在变化；三是人口结构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生育率下降，老龄化、低欲望社会情形已经显现；四是全球安全格局剧变背景下，美西方针对我国在各领域的极限施压带来的国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那么，如何透过现象看待这传统红利的本质变化？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红利的要素有哪些？制约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红利的主要因素是哪些？如何面向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型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就是新质生产力涌现背景下生产关系的调整及其新发展红利的生成问题。后面两个问题留给读者诸君思考，最后说说我们党的抉择。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传统的生产关系提出了挑战，也为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提供了机遇。主要表现为：
新型要素市场决定生产力分布、重构新型生产关系。全球生产力分布调整对国际生产关系重构产生重大影响。发展中国家虽然能够最终靠参与全球价值链，但在价值链的圈层结构上并不占有优势。知识与技术的民主化，生产力跃迁的普惠性、价值观、技术伦理亟待形成新的治理机制，以惠及、兼顾全球均衡发展，避免产生更大的生产力鸿沟。
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质变。新质生产力强调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包括技能、知识和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的提高；劳动资料转变为高科技设备和智能化工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自动化、智能化生产；劳动对象也不再局限于物质资源，还包括数据、信息等非物质资源；新质生产力提高了总生产效率，也影响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进而改变收入分配的方法，加剧收入不平等和社会分层。
政府角色、政策和制度创新。尽管政府的角色必须适应新型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变革，但政府在调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中依然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如维护公共安全、公平竞争、科技伦理、社会正义，促进环境可持续、鼓励协同创新、保障劳动权益和发展人权，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数据产权界定、社会财富分配等。
中国式现代化是和平崛起，这与帝国主义的枪炮、掠夺、病毒红利要素有本质区别。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要素主要有改革、开放、人口、土地、数据、科技、文化、市场、安全、制度等十大红利区，它们构成了推进国家现代化所需的全要素生产力。
改革红利：持续深化各领域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等，保障国家预期，释放制度红利，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始终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自己命运的主人，享有更广泛、更真实、更便捷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开放红利：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热情参加全球治理，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以高水平开放畅通内外双循环，推进在全世界内进行资源配置和市场拓展，使供应链管理更加智能化，强化风险管理和供应链的韧性；稳步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人口红利：优化人口政策，提高人口素质，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以面向现代化需求的教育、劳动者技能训练、开发活力金龄人口潜力，密切城乡互动，使人口红利进一步转化为生产、消费动力；激活释放全球规模最大程序员、工程师队伍，培育新型创新者、创业家队伍。
土地红利：合理规划利用和保护土地资源，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破解城乡二元土地制约，根本性促进城乡一体化。
数据红利：生发全球最丰富的数据生产场景，累积全球规模最大数据要素，挖掘和释放数据资源对科学技术创新、经济运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政府治理的使能作用。
科技红利：突出前沿、源头创新科技引领生产力跃迁和变革，全面推动产业升级优化，提升科技竞争力，以科技力量驱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文化红利：文化作为重要生产力登上时代舞台，强化基于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在创新创意上的应用，以文化现代化功能升级迭代传统产业，全方面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国家文化吸引力和传播力。
大市场红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逐渐完备国家市场生态及区域市场生态功能，在全球市场生态格局中打造枢纽型、驱动型优势。
安全红利：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挑战，包括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全保障。
制度红利：完善政治体制、法治制度等基本制度安排，提供法治框架和基本稳定环境，规范市场秩序，确保公平竞争，吸引投资和国际合作；全方面提升党领导经济社会转型的能力，及时来更新思想观念，勇立时代潮头。
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130周年。毛主席富有天才般的预见性，解决中国崛起面临的一切课题，毛主席都讲了方法论，提供了“路”和“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内涵永不过时，顶层设计的战略思维远比顶层设计的具体结论重要。
井冈山的创业、长征的淬火、延安的升华，使得等老一辈革命家所领导的中国人走在了时代前列，成了最能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构建先进生产关系的一群人，他们登上了改变中国前途命运、担负民族复兴重任的历史舞台，这是中华民族之大幸。理解这层历史逻辑，对于洞察今日中国社会的生产力跃迁、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具有深刻启示。
当年，在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下，我们党“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边”建立了人民政权；尔后，我们将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打赢了与美国人的直接战争、确立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此后，我们在极为艰难的岁月里依靠中国人自己的智慧搞出了“两弹一星”、挺直了国家的脊梁。如今，在改革开放45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祖国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的历史跨越，正朝着“强起来”目标迈进，更没理由屈服于西方压力，也更有勇气和能力塑造自己的节奏和发展格局。
毋庸讳言，仍有不少身处决策岗位的领导同志还不怎么顾及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演进变化，不怎么尊重生产力跃迁催生的新经济模式、新社会形态、新治理范式。而不少基层干部的困惑是：如何能让一线冲锋的战士能呼唤炮火？因为，领导想干的事特别高效、还可以不计后果；而基层想干的事，要层层审批、甚至逐层消释。若是长此以往，党的领导就会自我架空，变成自说自话，这十分危险。
因此，必须把准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演进的脉搏，必须积极拥抱新生的活力；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并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必须以执政党的自我革命解决好百年大党长期执政的风险考验。
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习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要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实践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以改革到底的坚强决心，动真格、敢碰硬，精准发力、协同发力、持续发力，坚决破除一切制约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体制机制障碍，全方位为中国式现代化源源不断注入新的动力，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告诫全党：“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增强坚持真理的勇气、探索真理的劲头，开动脑筋、勤于思考，积极提出真知灼见，为党的理论创新贡献智慧和力量。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要真心拜人民为师，及时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使党的理论真正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中国人的事业，必须汇聚蕴藏在人民中的无穷智慧和力量，激发全体人民的历史主动。强调，“坚持人民是创造历史根本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
一百多年前，青年就说：“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今天，中国人民已无限接近其民族复兴的理想，前方纵有挑战万重，依然信念如磐。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拥抱生产力跃迁，勇于自我革命，攻克前进路上风险挑战，奋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i] “Productivity” 这个词源自拉丁语 “productus”，意思是“生产、制造”。这个词根来自于动词“producer”，由前缀“pro-”（意为“向前”）和动词“ducere”（意为“引导、带来”）组成，字面上的意思是“带出或产生某物”。在英语中，“productivity”一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它被用来描述一个系统、过程或个体单位时间内产生的产出量。跟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词的应用场景范围扩大到了经济学、管理学、农业等多个领域，用以表示资源利用效率和创造价值的能力。
[ii] 马克思在德文中使用的“生产力”（“Produktionskraft”或“Produktivkraft”）来自于亚当斯密在英文中使用的“productive power”，但在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再次被译回英文时，却普遍被译成“productive force”。“power”与“force”两个英文词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指静态的能力，后者强调动态的驱动力。在斯密那里，劳动生产力是劳动以市场和交换为中介的普遍联合，这种合力是静态的秩序；而在马克思这里，力量不再是完美的“市场秩序”，而是一种可以解释历史、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殊性的内驱力。
